剃须摊是老上海最常见的景观之一。最小的剃须摊是移动的。一个手艺人,一把剪刀,一把剃须刀,一个凳子,一块白布,在小路边,大胡同里,随时招揽生意,到处开放,就像卷笔刀,馄饨包,擦皮鞋。

(任国强摄)

比较大的剃须摊是固定的,比如石库门巷门口楼下的那条街。在不阻碍人车的前提下,理发师会在旁边占一个面积,或左或右,三四平米就够了。墙上有两面镜子,镜子前的架子上放着剪刀、剃须刀、滚筒、梳子、生发水和凡士林,架子边上挂着一块长长的刮布,随风轻轻摆动。镜子前有两把转椅,角落里有个柜子,一边有两个板凳,另一边有煤球炉,大铁锅,暖水瓶,木三脚架,架子上有脸盆,毛巾,肥皂之类的东西…总之除了招牌和三色旋转灯,其他的都有,几乎就是一个开放式理发店。

穿过街道是让人们进入小巷的唯一方法。其他行人,无事可做,来来往往。理发店占着绝佳的位置,从来不愁生意清淡。另外,理发师很有礼貌。当人们经常和他们打招呼时,他们是微笑的,他们很快就能照顾到几乎整个小巷的架空风景。还有,理发师可以去家里给行动不便、呆在家里的老人理发、刮脸、剪指甲,有求必应,深受好评。如果理发师不仅态度好,而且技术熟练,收费低,那么他的名声会传播得更远,吸引周围小巷甚至更远的人。

理发师知道取悦巷子里的人的重要性。他每天早上很早就清理口腔,每天晚上离开前还要清理地板,几乎还兼着一份小巷清洁工的工作。一些理发师也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更大的信任,为他们收集和托管东西,甚至处理小事,像朋友一样互相递烟。

上海的理发师大多来自苏北。他们拿着白毛巾,用生硬的方言迎接和服务客人。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。第一,他们靠的是努力,第二,他们靠的是勤奋和体贴,第三,他们靠的是一门好手艺——这是最重要的。虽然条件比较简陋,但是她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技术,把头发剪到接近美容院的水平,让男人体面,让女人漂亮,让孩子更可爱。

小时候住在顺昌路,那里石库门一排排,小巷四通八达。过街,第一个石库门就是我家,出门就是剃光头。两位师傅来自苏北,在上海多年。他们的年龄差只有十岁。他们大小相似,长相相似。原来他们是两个叔叔,两个徒弟。

两位师傅的生意非常好,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和勤奋,更是因为他们的脑子和方式。炎炎夏日,他们在临街建筑底部安装两个滑轮,挂一个长方形的三夹板,上下拉动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风扇,给客人降温;在寒冷的冬天,他们竖起了两个大屏风,为客人遮挡寒风。有一年初夏,他们老家来了一个徒弟,十六七岁的男孩,圆脸黑皮肤,专门给师生做炉子烧水,给顾客洗头,拉“大扇子”上下。因为男孩天生胖,有顾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大地主”,他也不想传,包括师傅和所有顾客都叫他“大地主”。虽然是公认的“大地主”,但他还是做“小徒弟”,每天忙忙碌碌。

师傅和师傅有高超的理发技术,也是剃须和按摩的专家。师傅给男嘉宾刮胡子,手指协调,动作干净利落,锋利的剃刀像在脸上溜冰一样来回滑动,令人叹为观止。而且他刮胡子时姿势的变化也能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。他们还会根据客户的要求,抠耳朵,敲背。超细品先在顾客背上垫一块白布,然后用手空拳头沿脊柱两侧,上下敲打,声音和谐,噼啪作响,节奏对称,像打爵士鼓一样,直到顾客全身发烫;然后用手指按压、摩擦顾客的肩膀和上肢,最后用第二个手指夹住顾客的手指在食物中一根一根地拉,直到拉断为止。大师还有一项绝活。当有人落枕脱臼时,可以应用按、揉、拉、推等各种方法,不需要减轻顾客片刻的痛苦,可以让他感受到舒泰。人的背部和上肢是督脉,也是人体内的许多经络,与脏腑关系密切。通过按摩,背部和上肢可以疏通经络和血管,从而达到治病、养生、延年益寿的目的。这是中医的基本功,没想到被理发师发挥的很精彩。可见治病疗伤并不是医生的特权。据说在中世纪的欧洲,人们普遍认为放血可以治病,但医生认为这很便宜,于是请理发师为他们做,后者就成了业余外科医生。理发店门口的三色旋转灯意在放血,其中红色代表动脉,蓝色代表静脉,白色代表纱布,这是那些西方“业余外科医生”的标志。那些“过街剃头”的叔侄们不是西方的理发师,也不会给人放血,只会促进血液循环,可见中西医学观念和方法的差异。

当然,理发店还是比不上大理发廊。大马路上开着达利发廊,墙上挂着三色灯,橱窗里是星星,房间里是皮沙发,顶上挂着大吊灯。理发师穿得像绅士。好是好,钱太贵,是有财富有权力有地位讲究高端有格调的人光顾。如果他们去理发店,他们会觉得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价值。普通人住石库门,性价比高,所以石库门有理发店,再也配不上了。这个城市之所以多样而复杂,人际关系之所以有序而紧密,是因为有很多活法,也有很多活法;需求有很多种,满足也有很多种。他们相互需要,相互满足,相互信任,相互依赖。所以,这些年来,各地有技能的人大量进入上海,新老上海人相互契合,最终合二为一。久而久之,上海变成了一个活泼包容的上海,上海变成了全国的上海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个体户逐渐被取消,各种摊主、商贩、手工业者进入国有或集体单位,从中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和稳定的医疗保障。去街对面剃头的一个大叔和一个大地主也接到通知,要关摊,要去公家单位报到。在离开之前,他们来和我父亲告别,感谢他照顾他们的生意。

除了“街对面的剃毛摊”,巷子的左右两边还有一些半流动半固定的摊位。我记得老山东羌饼摊和小苏州水果摊是最多最长的,也是我零花钱的主要去处。理发店的摊位撤了之后,其他两个摊位都没来,巷子突然空空。我已经很久不习惯了。感觉干净就是干净,宽敞就是宽敞,总少了点什么——对了,没有噼噼啪啪的声音,没有拉拉的问候,没有人气,没有方便…就像只有两条车道的小路,车一下子快了,人却再也慢不下来。

几十年后,我碰巧路过顺昌路,理发店,羌饼店,水果店就更不用说了。甚至那么多的石库门和小巷都不见了。一问才知道,八年前拆迁已经全部完成。我看着崭新的高楼大厦,感觉很失落,然后我责怪自己老了,只想着过去的好,没有欣赏现在的美。转念一想,像我这种老上海人,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心情吧?是好是坏,是进步还是落后?

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,新冠肺炎疫情之后,地摊经济开始流行。在灯火通明的地方,我看到了苏北大叔大叔们的剃须摊。对了,以前老山东有羌饼摊,小苏州有水果摊,都在新楼房宽敞的屋檐下。连“刮还是刮”和“下次请光临”的苏北口音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(周)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