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生明离开香港时，口口声声讲回上海做寓公，不参与政治。汪伪政府只好按捺住性子，让置身于政治之外的潘三省，到黄浦江码头去迎接唐生明。
潘三省是唐生明过去在上海滩厮混时的一个玩伴，落魄时颇得唐生明的关照，算得上是旧交。
潘三省祖籍是上海本地人，政治上没有是非观，商业上有些小聪明，于1933年进入上海市商会担任候补理事，有了一点钱便想混迹于高档社交圈子。唐生明与潘三省的交往，大约便起始于这个时期。
不久，杜月笙、闻兰亭、虞治卿等打压华商纱布交易所，做棉纱投机交易的潘三省亏了不少钱，便想北上到北平去碰碰运气。当时，唐生明正在北方帮大哥唐生智，笼络北方的一些政界人物。
作为一个“生意白相人”，潘三省来到北平，最讲究的便是排场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家里穷得已经没有隔宿粮了，可仍然咬紧牙关供养着一辆半旧的汽车。
穷极之时，潘三省会伸手向唐生明伸手拿钱，而不说借。因为一说到“借”字，唐生明便不跟你做朋友了。
不久，潘三省在北平走了麦城，被人告发是诈骗犯，被警察部门羁押，并游街示众了三天。最后，还是唐生明出面做了一个保人，潘三省才被开释。唐生明还给了潘三省一点钱，他才能回到上海滩继续白相。
上海沦陷后，潘三省终于等来翻身机会。
梁鸿志的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，潘三省就举了一面小白旗，跑到刚成立的伪上海市政府门前欢呼。当时的伪上海市长傅筱庵，与潘三省曾有点头的交谊，便安排潘三省在“维新”市政府里，做了一名小科长。
没想到不久之后，傅筱庵遇刺身死，梁鸿志的政权也被汪精卫政权吞并。汪精卫对于“维新”政权中的人物完全看不上，潘三省被裁减下岗，趁乱世升官敛财的美梦化为泡影。
正在潘三省失望之时，他过去在白相生涯中结识的两个日本浪人佐佐木康五郎和冈田西次，却意外帮他打通了难关。
佐佐木康五郎、冈田西次二人最初进入到中国之时，彼此的人脉关系均不怎么顺畅，为一个叫“日本在华纱厂联合会”的松散间谍组织服务，刺探经济情报。
二人很喜欢上海滩灯红酒绿的烂生活，不过囊中羞涩。潘三省那时经济尚好，正是在这个阶段结识了二人，臭味相投，结为了声色场上的朋友。
潘三省被从南京伪政权中踢出来后，一天，在上海滩街上偶遇佐佐木康五郎、冈田西次二人。
这时，二人已经跳槽到了日本兴亚院机构，佐佐木康五郎在华中联络部经济局弄了一个少佐军衔，冈田西次则为经济局中佐。兴亚院是一个很有权势的日本侵华机构，以后在宁沪两地的风头，甚至于盖过了影佐昭祯主持的“梅机关”。
潘三省这一头撞在了运气上，财路自然也就通了。
当时，正是抗战高峰期，京沪、沪杭两条铁路干线运输十分繁忙，民用客行火车的车次，日本军方均严格地限制每天只对开一班，所以一票难求。
铁路公路运输是日本人严格管制的交通禁鸾，于是，潘三省便向二人所在的经济局开口，得到了京沪、沪杭内河轮船运输这块蛋糕。
仅仅只过了数月的时间，潘三省就财源滚滚，名声在上海滩上重新鹊起。这样，佐佐木康五郎、冈田西次二人，又为潘三省引荐认识了李士群76号特工组织的一个重要人物，时任汪伪沪西警察局长的潘达。
这是潘三省后来在汪伪达官阶层中，人情腴润的一个重要契机。潘达，广东新会人，起先是上海公共租界中的一名华裔巡捕。后来，因为他说话嗓门大，做事手段狠准黑，又在公共租界的华裔巡捕中结拜了“十弟兄”的私人小团伙，便隐隐然地做成了华裔巡捕中的大佬。
李土群在上海组建76号特工组织时，潘达马上带领在公共租界做特别巡捕的戴昌龄、宋源、孙绍北、陈中芳等10位小弟兄来投奔。因此，在76号的一帮高级特务中，潘达为较早投奔李土群的心腹干将。
后来，李士群仿效周佛海，也捣鼓出了一个76号“十人团”，唐生明老二，潘达老七，都是李士群信得过的大将。潘达后来一直担任汪伪特工76号总部第四处处长、汪伪沪西特警总署署长、汪伪沪西警察局局长等要职。
潘三省有日本兴亚院的背景，便向潘达提出，在沪西警察局管辖的白利南路(今长宁路)开设一家赌场，获利后大家利益均沾。有这不出钱得利润的好事，潘达自然倾全力予以支持。
后来，潘三省后面有日本兴亚院，以及76号大特务潘达做靠山，他便以参加股份的形式，一气并了上海沪西包括“秋园”、“伊文泰”、“惠尔登”、“業生”等赌场在内的数十家博彩档口。
于是，潘三省骤然间便膨胀为上海滩的一位商贾巨富。由于篇幅有限，潘三省的故事还没讲完，下一篇接着讲。